娱乐圈中，宋丹丹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近日，《美丽的契约》编剧宋方金发表了一篇长微博，矛头直指宋丹丹片场随意改戏、将个人凌驾于角色之上，造成作品走样、喜剧变成了闹剧。于是乎“二宋”在微博上开始大打嘴仗。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但争吵的话题“演员有没有权力改剧本”波及面太广，众多演员和编剧被卷入其中。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宋丹丹又“快意”了一把，提出“故事不是编剧坐在屋子里就可以一个人讲好的”“拍戏不是拍剧本”“剧本不完美需演员二度创作”等观点，引来邹静之、汪海林、宋方金等近200名编剧在微博上“口诛笔伐”，集体“围剿”宋丹丹，引发了关于影视创作中编剧、演员、导演关系的大讨论，众多圈内著名人士加入论战。 苏州租临时演员
　　为此，本刊独家专访了业内的影视剧编剧、导演、演员，各方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希望列位能从中做出评价。 
　　交锋观点： 
　　编剧：宋丹丹不演人物只演自己 

　　宋方金（《美丽的契约》编剧）：以我对宋丹丹老师粗浅的了解，她不但不需要剧本，她根本连大纲和梗概都不需要。只要跟宋丹丹老师说一个情境，她可以自己编一大段乃至无数段出来。就像鱼在水中冒泡一样，宋丹丹老师演戏更像一种本能；也像自来水龙头，拧开就有水。当然，水的质量我们另说……我发自肺腑地认为，宋丹丹老师的戏不需要编剧和剧本，只要有一群人执行她的想法就可以了。 

　　演员已经不是在演人物，而是在演自己，觉得自己大于人物……宋丹丹在面对角色时，将自己生活中的“你干吗呀你、神经病吧你、真够逗的”等口头禅一并带给了角色，而且带给了她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80%以上的段落都是她和导演余淳、演员范明等自己现编的……按照圈内人的说法，这是一部闹剧。 
　　导演：编剧不认真，反倒打一耙 
　　余淳（《美丽的契约》导演）：就像遇到了我们常说的一个社会现象———老人晕了没人敢去扶，丹丹刚好就像是遇到了这样一个老人，上前去扶，然后被人给讹了。 
　　很多网友误解了，以为《美丽的契约》是根据他的小说改写成的剧本，其实他的这个小说完全是在我们全剧拍完以后攒出来的小说。他把他的能力、狡辩力都用在了他的这两条长微博创作上了。如果当初《美丽的契约》他能这么认真，能有字斟句酌的态度的话，他的剧本一定会被采纳得更多，不会像他说的80%以上都没采用。宋方金的指责很不男人，很没有血性，让我很瞧不起。 
　　我们剧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他（宋方金）曾经无数次向制片方承诺，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交出多少剧本，我们一等二等三等，始终见不到如期交来的剧本。 
　　演员：不该拍剧本，而要讲故事 
　　宋丹丹（《美丽的契约》主演）：其实当你演一个角色，你知道角色什么样的出身，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遇到什么样的事，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怎么说话用别人教给你吗？其实不用，导演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时候演员应该知道我会怎么样说话。其实你所有的台词根本用不着一个编剧帮你写出来。所以反对演员改剧本的编剧还没明白怎么拍戏，其实我们不是在拍剧本，我们是在给观众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你编剧坐在屋子里、一个人就可以讲好的。如果你真的可以讲好，我们太喜欢拿到那样的剧本了，我们一个字都可以不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们多么求之不得。 
　　好像演员必须百变，其实我把一个样演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卓别林一辈子就一个造型，但依然是全世界公认的伟大演员。 
　　编剧说：剧本只是影片的基础设计 
　　受访者：邱怀阳（编剧、导演） 
　　代表作：《我的母亲赵一曼》（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夏衍电影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记者：怎样看编剧集体“围剿”宋丹丹？ 
　　邱怀阳：每个人都有批评人的权利，一部戏特别火，大家才会拿出来探讨。我的观点是：多做点自我批评，如何能把一部戏拍得更好才是关键。 
　　记者：作为编剧，如何看待导演和演员在拍摄时的二度创作？ 
　　邱怀阳：其实做影视和做地产挺相似的。一个投资商（相当于制片人）最开始拿到一块地（一个好的题材），他要先找建筑师做设计图（相当于编剧一开始从大纲到完成剧本的过程）；效果图出来后，投资商就会雇人开始施工建筑，而监督就相当于整部影片的导演，剧组的摄影、录音、美术，就相当于建筑行业的泥瓦匠，大家要齐心协力才能将“大楼”盖好；大楼建成后，再由资本方进行销售（相当于影片的宣发）。地产是项目型经济，影视剧更是项目型经济，唯一不同的是影视剧的“产品”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提供人们精神消费。 
　　记者：设计师（编剧）设计出来的建筑图纸（剧本）什么情况下会让施工队（摄制团队）去更改方案呢？ 
　　邱怀阳：基本上有几种情况：1.设计图纸从投资商的角度讲材料不够，必须要换材料。比如拍摄中途剧本所描述的场景实现不了，就需要临时更换场景。导演觉得不想拍这么多夜戏，于是在合理的情况下将夜戏改为日戏。这些修改都属于因地制宜，根据生产需求修改；2.由于设计中有一些小纰漏，拍摄过程中可以随时纠正；3.施工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用更好的材料、方式让建筑达到更完美的效果。即使是再大牌的设计师，他的创作也是会随时改变的，这都属于良性的创作范畴。而不良性的创作就相当于你明明想盖一个摩天大楼，而我却说得盖个乡村别墅。这种矛盾已经不是前进、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到底应该盖怎样的房子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就会出现相互的职责。出现这种矛盾，往往不在设计师和具体干活的人员，而是出在投资方，要看制片方用什么办法通过运作、管理，使得几方面的人才都能各自发挥才能，合力打造一部更好的作品。 
　　记者：您在创作中如何面对“改剧本”这件事？ 
　　邱怀阳：以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身为一个编剧应该想想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少被别人修改，首先要理解出资方和“施工方”的需求，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做到这一点也是有难度的，业界一盘散沙，工作方式还都属于作坊式，电视台需要的影视剧量很大，而创作中创作人员相互切磋、提升业务的可能性比较低，每个人都文人相轻、敝帚自珍地认为自己的作品最好，其结果就会导致作品出来只是自己说好，不被观众认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在我看来，一个好编剧最好多研究表演方面的知识；一个好的演员应该学学导演，从导演的角度了解如何让自己的表演更出色；而一个好的导演也要学学编剧，要清楚每一个故事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所以在创作中编剧、导演、演员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有问题发生，一定是每个部门都有问题，而不该是相互指责。 　　记者：举一个您的剧本在拍摄过程中被演员二度创作的例子吧？ 
　　邱怀阳：我之前做过一个剧本《合同父子》，有一场父亲鼓励儿子的戏，剧本大概有三四句对白。拍这场戏时刚好我也在现场，饰演父亲的是演员李雪健，他对这段戏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拿着本书走到儿子身边交给他，希望他看看，这时镜头特写到书的名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这样的修改就是在符合角色和年代背景的前提下，理解、提炼原剧本设计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丰富完善这个角色，这就是一次出色的修改。 
　　记者：拍摄现场随意修改已通过审查的剧本，后期该由谁去承担由于剧情变动导致收购价格降低的责任？ 
　　邱怀阳：因为我是电影学院制片管理系毕业的，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说是管理的问题，体现出来的是质量问题，表现出来的是相互间的矛盾，但实质还是管理工作没做好。没有一个得到大家认可的剧本，就进行拍摄，这本身就是不符合生产规律的。编、导、演三者之间的矛盾看上去是专业之争，但本质反映的是影视界整体运作能力，其实现在影视界都是大大小小的作坊式作业，没有形成工业化生产，所以才会出现一系列的管理问题。 
　　记者：一个好编剧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邱怀阳：我觉得是人情练达。善于发现生活的敏感度。与人沟通时要善变，能够充分吸收不同人的意见，事后进行总结。同时他还要“宅”得住，面对大家的意见能够跟自己“较劲”，坚持做下去。 
　　记者：好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邱怀阳：从老百姓的角度看，一部戏重播时还能获得不错的收视率，这才能说明这部戏的剧本真正过硬，而不是因为一个新鲜热辣的话题将收视率炒上去。其实经得起重播和岁月检验的戏也很多见，比如《亮剑》《潜伏》《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 
　　助阵嘉宾： 
　　任宝茹（编剧）：剧本是一剧之本，是基础，二度创作是应该，如果都能在认可自己的同时也认可别人的努力，而不是夸自己就贬别人，那该有多好！ 
　　何言（编剧）：宋丹丹对此事的回应是“别想没用的，干活吧你”，言谈中高人一等的傲慢，把编剧看成干活的工具，其鄙夷显而易见。观众骂烂片通常都说故事差，将火放到编剧头上，其实有时候拍出来后，编剧自己都不认识。 
　　六六（编剧）：优秀的演员对故事的确有提升作用，但好导演和好演员都不可能在剧本领域超过好编剧。 
　　王宛平（编剧）：演员改剧本有两种改法：一个是锦上添花，有经验的老演员会让剧本加分；另一种就是伤筋动骨把结构变了、人物个性变了，有的更可气—前边按照自己意思改，可后面改不动了就不改了。 
　　导演说：二度创作能弥补剧本瑕疵 
　　受访者：吴卫东（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编剧、导演） 
　　代表作：《双人床条约》《彭真》《八月一日》《古玩》等 
　　记者：如何看待影片拍摄中的二度创作？ 
　　吴卫东：好的剧本确实有，但更多的剧本都会有些小瑕疵。从演员的角度来说，演员考虑的比较“局部”，创作整体观会差一点，他研究的只是自己要塑造的角色，对角色的研究可能会比编剧更细致，而拍摄过程中演员对角色和戏作出一些调整是必然的，关键是要看这个调整对整部戏有什么影响，如果通过调整弥补了剧本中的一些瑕疵，何乐而不为呢？ 
　　有人说“再好的演员去改剧本，不如一个三流编剧”。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真正有文化、有能力的演员很少，让他们去改剧本会力不从心，甚至会为了添加个人色彩，破坏这部戏的布局。 
　　现在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创作非常不严谨，演员们一年会拍上百集的电视剧，根本没时间坐下来好好研究角色，甚至有的剧本都是经纪人代看，而自己只看一个分集故事梗概，就去演了。如果说一部戏没有剧本，只是一个故事大纲，剩下的都靠导演和演员现场创作，这种情况我不太相信，最起码在导演心里一定是有剧本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 
　　吴卫东：从我自身来说，我导的很多电影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写的剧本，在筹备的过程中，我会和所有创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员做长时间的剧本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磨合，弥补剧本中的不足，我也会广泛听取大家的建议，在影片开拍之前不断完善剧本。对演员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做长时间的探讨，但他们对角色都有自己的认知和设计。因为我是演员出身的，在现场排戏时，我很在意演员创作时的心情，他们有时很脆弱，需要去保护他们，我会比较在意倾听他们的想法。 
　　我也知道很多编剧很介意导演和演员修改自己的剧本。确实，编剧在创作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精力，每一句台词他都会做认真的推敲，最后落实成文字，但这不是说别人就不能改。现在内地像陈道明、李保田等一些大牌演员从剧本创作初期就进入创作团队，这种创作态度和方式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值得借鉴。 
　　记者：您觉得年轻编剧欠缺的是什么？ 
　　吴卫东：经验和生活。很多编剧天天在家闭门造车，自己缺少生活经验，更不用说写一些年代、历史题材的剧本。一个编剧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和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人的能力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间接经验就是听别人讲的故事、读书的积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做间接经验的积累，而直接经验又不够丰富，那是写不好剧本的。 
　　记者：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谁的片酬高，谁就有话语权”，您怎么看？ 
　　吴卫东：这是肯定的，中国现在就是这种状况。电视台购买电视剧很多时候只看一个故事大纲和关注剧中有没有明星，至于这部戏到底如何也不去多问，这样就造成明星演员片酬疯长，演员修改剧本成为普遍现象。我所知道的好几部戏已经拍了很多年，因为中途演员和导演不负责任的二度创作，最终影片拍的很烂，而承担后果的只有制片人，到现在制片人还在还账。 
　　助阵嘉宾： 
　　高群书（导演）：在国外，大家都还默默遵守一个行规和职业道德底线，在吾国，这一个很残破，所以导致某种腕儿会自大到顶天立地让所有人崩溃。哦，是的，我是指某些，极少数的不知道脸皮为何物的演员。 　　汪俊（导演）：只要不是把戏都拢到自己身上都是为剧好，要说把剧搞砸了，没有人愿意干。 
　　李星文（剧评人）：剧本确实是一剧之本，但并非一个字都不能改，不过，如果要改，最好能和编剧商量着，由编剧改才合理。 
　　演员：影视剧是一个集体创作 
　　受访者：石小满（著名演员） 
　　代表作：《南海潮》《小铃铛》《大宅门》《梅兰芳》《茶馆》《康熙微服私访记2》《吕梁英雄传》等 
　　记者：您对编剧集体“围剿”宋丹丹这件事所延伸出的演员片场的二度创作怎么看？ 
　　石小满：影视界很多事情都是引申话题，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是靠一个集体的力量，也应该叫集体创作。再好的故事没有一个好导演也体现不出来，没有好演员也表现不出来。只要不偏离故事的走向，演员和导演对剧本有所改动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在尽力去丰满人物，完善故事，没有人会去故意拆台，因为导演永远会跟别人说“这是我的作品”，演员也会跟别人讲“这是我演的角色”，大家的出发点都不是坏的。 
　　拍《康熙微服私访记2》的时候，我曾试图对台词进行小的调整，结果发现不管怎么改都会偏离编剧的原意，邹静之的文学底子比较厚，他的台词表达意思也很准确，拍他的戏就会让演员很放心，语言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现在有的编剧很年轻，阅历也少，遇到男女老少这种年龄差时，语言风格和视角很难把控，这就需要演员在创作时进行二度创作，原意不变的情况下，用更符合角色的语言表达出来。 
　　记者：随意修改剧本会不会影响影片质量？ 
　　石小满：那就要看以谁为主了，我们以前是导演责任制，在创作中所有人员都要听导演的，对剧情的一些微调肯定会有，因为导演是宏观的，他要把握整部戏剧情的走向。1978年拍摄《甜蜜的事业》时，很多老演员都跑到监视器前跟导演谢添探讨剧情和角色，我曾问过谢导：“您谁的话都听，谁是导演啊？”谢导回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十个人给我出谋划策，探讨剧本，我就有三个多的诸葛亮。而最终上字幕时，导演两字后面只会是谢添，不会有其他人名出现。”谢导明白影视是集体创作，只有每个部门都努力，影片才会完美。现如今影视制作逐渐开始偏靠制片人责任制，如果碰到不懂戏的制片人在一旁指手画脚，肯定会影响影片质量。 
　　记者：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谁的片酬高，谁就有话语权”，您怎么看？ 
　　演员片酬高无非有几种：一种是偶像派，人们愿意看你出现，你有卖点，你的片酬自然就会攀升；另一种就是真正的腕儿，同一个角色你演的就是比别人强，观众自然就崇拜你；还有一种纯粹是炒作出来的。 
　　演员们在拍摄中对剧本做的一些调整，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让影片更精彩，谁都希望自己的银幕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创作中每个演员都有话语权，只不过要看这个话语权用的是否恰当。有的演员认为戏份少，自己的阅历浅，就算剧本有些瑕疵，他也不愿意提出来。而有的演员由于自己档期的原因就会擅自作主，要求导演删改戏份，造成剧情结构的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大牌，但他的话语权用的并不恰当。 
　　张嘉译（演员）：如果制片方能答应，那他跟演员签合同的时候，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演员会更认真地看剧本，如果真的一个字不改，我太高兴了，运气太好了，对演员来说，特别喜欢拍这样一个字不用改的戏。有的剧本未必那么完美，我们改一些台词、做一些调整也是常事。 
　　黄磊（演员）：演员做一点剧本修改都在情理之中，我也改她（编剧李潇）的剧本，她都同意了。 
　　汪俊（演员）：我为宋丹丹老师说句公道话，她真不是为自己加戏，她有时候改的全是对手的戏。 
　　围绕宋丹丹改剧本的风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改革开放30多年，影视行业的管理机构少了很多“婆婆”，影视业创作队伍空前活跃，因此，出现一些争论也实属正常。不过，影视业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行业门槛低、从业人员混乱、主创队伍家庭化、谋利高于艺术创作，致使不少影视作品投入大资金却粗制滥造，相关主管部门管理错位，浮躁之风、谋求私利之风严重，如此下去，中国影视业走向世界必是一句空话。中国影视界需要深化改革，建立各种健全的规章制度，引入国外先进的影视体制，培养专业化队伍，只有这样，中国影视走向世界才有希望。